除了“类似于涵摄式的推论”与“推类”这两种主导性的推理范式以外，中国古代的另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就是“经学（诠释学）方法”，这种方法其实起着“统摄”前两种方法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司法人员在断案时，不论有无明确的法律规定，都可以直接运用经学的精神作为断案的依据。

　　虽然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水平不高，但是，中国古代的诠释学水平非常之高，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古代的诠释经典的方法就是“经学方法”。[22]所谓经学方法不过是诠释经典的一种方法，它是由不同方法组成的方法论体系。如先秦时期，解读经典的方法主要有故、传、说、解、记等体式。到了汉代，儒家学者们发展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解释体例，即注、微、笺、训诂等等，其中训诂体对后世影响最大。作为经典解释方法的训诂体本身又由诂、训、传三种解释方法组成，其中的“诂”就是考察某一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词义的方法；“训”则侧重于分析语句的表达方式及其语义，具体包括：串解语句大意、分析语法特征、描述修辞手法，等等；“传”则注重在“诂”与“训”的基础上，体察诗文作者的情志，尽可能地发掘诗文所蕴含的丰富义理，并将它引入“经世致用”的实践之中。从以上情形看，汉代及其以前的经学诠释学主要侧重于追寻原典的客观含义，这与西方诠释学发展早期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思想大致类似。到了宋明时期，经学诠释学的特点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宋明理学家们主要是借用解经这一形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他们在“疑古惑经”、“舍传疑经”风气的引导下，表现出了明显的以我为主的“易经致理”的倾向。也就是说，宋明理学家们对于古代的经典是否具有客观的原意表示怀疑，他们借解经之便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道德观以及社会观，目的是为了使得古老的经书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经学的这一发展与西方诠释学后期的发展变化大致类似。总体而言，作为一种解读经典的方法，诠释学的目的还是为了“通经致用”，即一方面发展经典，使得古老的经典在现代仍然能够保持强劲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用经典所包含的思想来指导今人的实践，以解决现实的问题。

　　由于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的官方哲学，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及司法实践无一不受到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前辈陈顾远先生曾说：“中国法系所以独异于人者，谓为因儒家思想在世界学术史上别具风采所致，亦非过言。儒家之中心思想在’经‘，’经‘不特备人类行为之标准，抑且示法律制度之准绳。故研究中国法制者，苟不考及儒家之’经‘，而仅涉猎历代之法制典章，实无由窥其底蕴。”[23]加之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员大多出身儒生，因此，他们日常习用的“经学方法”必然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24]据学者考证，我国古代法律诠释活动滥觞于战国与秦代，睡虎地秦简证实秦代已经具有了典型的答问式官方法条解释，这是我国早期有代表性的注释活动。尽管法律诠释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形成法律诠释传统，并逐渐产生比较固定的、有体系的法律诠释方法及规则应该是在汉代之后。从汉代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就盛行“引经决狱”，这种断狱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诠释学方法，它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来解释与适用法律。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为了使得法律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保持内在一致，它将法律看成是国家用以维持秩序的方法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是从属性的部分。汉之后，“引经决狱”方法为后世各朝代所因袭，逐渐地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律方法之一。[25]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法律方法主要有“类似于涵摄的方法”、推类方法以及经学诠释学方法。在这三者之中，前两者大致相当于西方的法律推理方法，后者近似于西方的法律解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