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司法院”为简化刑事诉讼审判程序，再度提出“刑事诉讼法”第七编之一协商程序之增修条文案，商请立法委员提案修正通过，于2004年4月7日公布实施，纳入了量刑协商制度，[6]让检察官在审判阶段可以利用协商机制使被告认罪的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得到迅速而符合当事人期待结果的审判。

　　（七）近十数年来，台湾地区每发生社会瞩目重大案件，尤其是政治敏感性案件而侦查不能突破时，媒体即充斥要求设立特别检察官或特别侦查机关，以提升侦查层级并减除侦查障碍的声音，[7]前揭2000年高等法院检察署虽成立“查缉黑金行动中心”，但此仅是临时的任务编组，非组织法所定正式机关，在各界全面催生的气势下，“立法院”于2006年修订“法院组织法”，规定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检察署”设立特别侦查组，专责侦办特殊重大贪渎及经济犯罪案件，并规定“检察总长”需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2007年第一任新制“检察总长”就任，随即成立特别侦查组，而特别侦查组成立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起诉前“总统”陈水扁贪污案。

　　（八）通讯监察是侦查犯罪的利器，也因为检察官可以依职权或依司法警察声请直接核发通讯监察书，最近一、二十年来，各类型重大犯罪之侦查，无不以通讯监察为当然侦查作为之一，且有相当成果。但是随着通讯监察效果愈来愈差，通讯监察书则愈发愈多，监察时间也愈来愈长；另一方面，全民都怀疑自己被监听之“全民公敌症侯群”，随时都会发作一下，社会终于形成检察官通讯监察书核发权应予限制的共识，2007年“立法院”修正通过检察官于侦查中需向法官声请通讯监察书，再一次削减了检察官最重要的强制处分权。

　　（九）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由于为数不少重大刑事案件一再发回更审，各诉讼关系人游走于二、三审之间长达十多年甚至二、三十年不能定案，人民对司法效能提出严重质疑及抗议，“司法院”乃于2010年提出“刑事妥速审判法”草案，同年4月30日获“立法院”支持三读通过，主要规定缩减审判中延长羁押；案件审理超过8年，可视情节酌减其刑；案件审理超过6年发回更审3次以上，再维持一审无罪判决，或更审无罪判决前曾经同级法院2次以上无罪判决者，检察官不得上诉最高法院，检察官追诉犯罪又多了一重障碍。

　　三、影响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因素

　　（一）强势美国司法文化的侵袭。在台湾地区人民心目中的法院，除了开封府的包青天之外，就是陪审团审判的美式法庭。包青天审案方式严重违反现代法治及科学精神，充其量只能当成司法正义的图腾，但美国式法律制度则大不相同。台湾人出国研习法律者以美国居多，加上20世纪末的20年，美式法庭剧大举入侵世界各国，这股所谓的“洛城法网”风潮，不但影响了台湾地区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相信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近年来的修法方向亦是如此。所以，当初刑事诉讼模式要改采当事人主义或坚持职权主义，“法务部”与“司法院”曾有一番路线的辩论，最后“法务部”难敌众议，台湾地方司法改革会议很快就选择了美国式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只是为了不要让变革过于激烈适应不良，折衷称之为“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