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14个条文中，属于纯粹行政法规范的条文就有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8条、第19条、第21条、第22条共7个条文，占据了登记制度的半壁江山。如果将这7个条文从物权法中删去，交由国家制定的一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来规定，那我国物权法关于登记制度的规定就显得近乎完美了，因为其余的7个条文已经为物权法铺设了通往行政法的管道。其中，第9条是关于登记效力的规定，在该条的末尾通过“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引致条款”，铺设了通往其他“法律”的管道，第10条第2款是关于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的规定，设置的管道是通往“法律、行政法规”，第15条前段是关于不动产物权合同效力的规定，设置的管道是通往其他“法律”。
可是立法者并未就此打住，还“引狼入室”，将纯粹行政法规范也安排进来，让人不知所以。立法者可能的初衷或许是，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制定之前，必须在物权法中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一为不动产的当事人和登记机关确立可以直接适用的登记规则，二为将来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奠定法律基础，构造《不动产登记法》的基本制度框架。但立法者的这一设想恐怕难以实现。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不动产实行的是分别登记制，土地的权属登记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登记，房屋权属登记则由房产管理部门负责登记，矿产物权登记、水权登记、渔权登记和林权登记，又分别由矿产管理部门、水行政管理部门、渔政管理部门以及林业管理部门负责。多个部门的登记制度如何统一为一种登记制度，物权法并没有作出回答，而是通过“引致条款”将这一任务引致给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第10条第2款后半句）。试想，连统一的登记机关都还没有确定，统一的登记制度的建立如何可能？由此看来，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还是需要等到《不动产登记法》颁布之后方为可能。物权法将属于行政法的有关登记的规范安排进来，绝不是无奈之举，完全是由于立法技术运用不当造成的规范误置。这将不仅使规范（管制）目的无法实现，还破坏了物权法之为私法的体系和谐。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实施之前，也许真的有人要拿着物权法去打行政官司了。同样性质的问题，婚姻法就处理得很好。婚姻法关于婚姻登记的规定，都是规定登记在民事实体法上的效果，至于登记的程序性规范和具有实体性质的行政法规范都交由《婚姻登记条例》来规定。两相对照，谓之为立法的倒退，也许不算太过分。
（二）外设型强制性规范的误置
外设型的强制性规范要解决的是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的关系问题，用“普通民法为本，特别民法为末”来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似无不当。论及这种规范的误置，亦可用“本末倒置”式的误置来形容。所谓“本末倒置”式的误置，是指将本应规定于普通民法的强制性规范，错误地规定在特别民法之中了；而本应规定在特别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却又规定在普通民法之中了。这种“本末倒置”式的误置在现行的民事立法中虽然不多，但仍然存在。例如，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所规定的“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物权法第114条所规定的“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及第115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都是“本末倒置”式误置的典型。其中，第115条还是对《担保法》的重复规定，实在没有必要。普通民法需要向特别民法铺设管道的目的是为了能“引致”特别民法中的基于公共政策考量而设置的行政管制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如果安排在普通民法之中，会打破其内部体系的和谐），绝非需要“引致”特别民法中的私法规范。因为这个问题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就可解决。因此，在普通民法中去引致特别民法，反而会给人“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印象，让人分不清原则和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