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行宪法未对住房权加以确认。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对于权利来讲是一种稳定器，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颁布自由与平等的宪章的目的，就在于使今天所赋予的权利不会在明天被剥夺。”[11]法在以国家意志赋予人民法律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国家机关为实现此种权利而应承担的职责。因此从法律层面来保障公民的住房权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我国现行《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此规定仅仅是强调住房权中住房自由权，并未涉及住房保障权。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中公民住房保障权的缺失会导致国家逃避在住房保障上应尽的义务。

　　（3）缺乏狭义法律的直接保障。在我国宪法还不能直接司法适用的情况下，法律（狭义）对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就显得至关重要，但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目前与住房有关的规定一般只限于部门规章，更多的是以决定、通知的形式出现。其法律位阶太低，对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强制力不足。公民也因此觉得享有住房权仅仅是政府的“施恩”而非自身的权利、政府的义务。

　　2、住房保障政策存在失误和执行不力问题。

　　（1）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的住房改革政策过于依靠市场且对商品房市场的调控不到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计划的福利房分配政策，单位体制内的成员由单位解决住房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住房供给从逐步的商品化向全面、快速的市场化方向发展。由于住房兼具民生和商品双重属性，大多数国家住房既有市场供应的商品住房，又有政府支持投资的公共住房。但我国在过去10年过于重视通过房地产市场解决住房需求，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许多地方未能建立起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而是试图以“人人买房住”来实现全社会的“住有所居”。结果导致房价的过快上涨，使那些低收入家庭更加买不起房。这种只强调住房的商业属性而忽视其民生属性的指导思想，导致私人住房和公共住房发展极不平衡。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原有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实施宏观调控，意图平抑房价与调整房屋供给结构，使多数人都住得起房。但因没有触及体制问题，且一些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宏观调控往往成“空调”，成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