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性在于：苏格拉底之死给民主、法制、公正、自由等一系列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抹上了污点。正如美国老报人斯东所言：“审判苏格拉底的自相矛盾和可耻的地方是，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9]这位毕生致力于推进思想言论自由的美国著名老报人在晚年之所以耗尽心思来研究苏格拉底案件，就是因为上述之震撼所带给他的痛苦：雅典怎么会这么不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呢？但他穷十年之功写成的书（一本非常好的书）并未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原因在他缺乏相关的政治哲学知识，无法解释自由与民主、甚至是自由与自由的矛盾。

　　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自由的概念不同。雅典城邦所推崇的自由不同于斯东所坚持的自由。前者是“古代人的自由”；后者是“现代人的自由”。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一般说来，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雅典的自由就是参与政治的自由，不参与就没有自由。梭伦立法规定，任何公民如果在发生严重的政治争论或者阶级斗争的时候，如果保持中立或者不参与，就应当剥夺其公民身份。这种参与政治的自由，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义务。因此贡斯当也将前者称为“政治自由”，而将后者称为“个人自由”。两种自由观在英国思想家柏林那里被发展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去做……的自由”，后者是“免于……的自由”，或者说前者是“以做自己的主人为要旨的自由”，后者是“不让别人妨碍我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哈耶克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积极自由”

　　建立在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而“消极自由”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积极自由”只有在追求一个绝对的集体目标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为了实现“积极自由”，必须绝对地服从对未来自由生活的美好设计，因此它是“唯理的”、“自主的”，但如果对这种“积极自由”的追求不加以限制的话，最终会走向“奴役之路”。雅典的民主是人人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直接民主，它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而且每个人都是完全投入到政治事务中的“全职的公民”，不“积极”参与，就没有“自由”。而现代的民主则是代议制的间接的民主，前提是个人权利，每个人仅仅是“兼职的公民”，因而有闲暇从事个人的爱好，享有制度保障的“消极自由”。这种制度保障的核心就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而在雅典，我们则看不到任何对权力的限制，因而会导致类似本案的“多数人暴政”。

　　执行的日子到了。天尚未拂晓，狱中庭燎通明，人声鼎沸；刚刚卸去镣铐（显然是怕晚上逃跑用的）的苏格拉底侧身而卧，妻子珊蒂佩坐在他身边，膝上坐着小儿子。看到众人鱼贯而入，珊蒂佩禁不住嚎啕大哭，拉着女人特有的长腔说：“苏格拉底啊！你和朋友们道别的辰光终究来了呀……”。苏格拉底目示克里同说：“派人送她回家吧。”克里同的随从们把珊蒂佩、连同她呼天抢地的哭声一起送出了监狱大墙。苏格拉底坐起身，曲起双腿，边搓揉脚腕、边自言自语：快乐与痛苦真是一对欢喜冤家，未尝过带蹽的痛苦、哪知道卸蹽的快乐。

　　同时，苏格拉底看出克里同有话要说，便示意他先说。克里同传达了监刑官的喋喋不休：要苏格拉底就刑前尽量少说话，否则全身发热，不利于鸩酒毒性的发挥，闹不好灌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就有得罪受了。苏格拉底回答说：“没关系，他尽他的本分，该灌几遍就灌几遍罢。”他对死的坦然令世人震惊，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在与弟子讨论最神秘的哲学问题：灵魂、肉体、死亡、真理等等。他的悲哀的弟子们提出他选择不逃跑无异于自杀，并对其道德性质疑。他回答，对哲学家来说，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的天国的视觉境界。

　　傍晚时候，看守端来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苏格拉底想洒点酒到地上祭奠神灵，但看守说这酒刚刚够致死的量，于是苏格拉底就平静地举起鸩杯一饮而尽。一股凉气从脚底冒起、传到脐下时，仰面而卧的他费力揭开脸上的盖帕、说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克里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亚一只公鸡呢，记着，别忘了还呵。”

　　二、耶稣案：

　　距苏格拉底案之后四百多年，西方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案，这就是耶稣案。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不是本文关注的课题。因为信徒信仰的耶稣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这种信仰已构成了几千年的历史事实，所以本文涉及耶稣的“历史事件”均以“圣经”为据。

　　苦难深重的以色列民族耶稣也称拿撒勒耶稣，意思是耶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是现今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城市，所以耶稣是一个犹太人。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古称迦南，这里的土著称为迦南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游牧部族由北方进入迦南。他们人数不多，文化也不如迦南人先进，但生性强悍好斗，最终在迦南取得了立足之地。迦南人因为他们来自幼发拉底河彼岸，故称之为“希伯来人”。汉语的“希伯来”，译自英语“Hebrew”，在迦南语中，这个词的正确发音应该是“Ivri”，意为“渡过”，最早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过河而来的人”。他们则自称为“以色列人”。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古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曾在约旦河的雅博渡口与天使摔跤并获胜，于是耶和华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意思是“与神与人较力都是优胜者”，可知“以色列”含有“强者”的意思。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从人数上说是绝对少数，从实力上说又处于绝对劣势，要在强敌包围之中生存，必须自强不息，因此自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下来后，在迦南文化的影响下，逐渐由游牧社会进入半畜牧半农业社会，并繁衍成十二支派。公元前1223年，埃及法老征服迦南后立的纪功碑是现存有关以色列人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碑上记着说：“以色列已化为废墟，但它的种族并未绝灭。”[10]公元前12世纪，塞浦路斯岛上的非利士人由海上向东侵入迦南，开始称迦南地为巴勒斯坦。从此，以色列人就处于迦南人和非利士人的包围之中。在部族冲突中，以色列人由于文化落后，经常处于劣势，各支派首领逐渐认识到，要想摆脱异族的压迫，以色列各支派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