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权价值——权力的规制，即经济法是对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双重限制的限权法。

　　(3)资源价值——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地区公平、产业公平。

　　(4)社会价值——经济安全。即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提供保障。[6]

　　此外，邱本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式论证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认为它们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原则、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析。[7](P254～310)王全兴认为研究框架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法的研究框架包括经济与法律互动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复合法益主体框架、当事人——相关人框架、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比较框架以及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8](P38～65)。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主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而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9](P152～159)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10]程宝山对民法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后者强调社会总体效益；前者强调机会公平，后者强调结果公平。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法，两法的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11]而卢炯星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宏观经济法”的概念，认为宏观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宏观性、总体性；

　　(2)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3)各主体经济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称性；

　　(4)具有变动性。[12]

　　尽管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传统，但中青年学者却能从多角度、多维度运用此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本概念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巩固了经济法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哲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法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法的同时，也应当研究经济法对法哲学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3]这是我们在采用法哲学研究方法时应当予以重视的地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2](P396)它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的思想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经济分析法学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14]其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青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吕忠梅、刘大洪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均衡理论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性”，包括节约、效益和经济手段三个方面的含义。节约即节约交易成本、资源消耗和权利配置的费用；效益指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经济手段是指非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作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国家就必须调控干预经济的运行，为了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益，经济法就必须存在，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国家的干预是有范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就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界限，即当交易成本不大时，仅有民商法即可，只有当交易成本过巨时，经济法才有干预的必要，这就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适当干预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层的解读。同时作者还主张从另一层面剖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深入地考察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及其趋势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据此经济法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15]

　　朱崇实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一文中，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存在外部不经济效果，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提供，因此经济法也调整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完成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国家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并且会开办某些国有企业经营以及供给某些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后市场机制会产生收入与消费中的极大不平等。要消除或降低这种不平等，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国家来实现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所以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至此可完整的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周林彬认为经济法律的经济根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换社会化理论。各个经济根源的内容虽有所侧重，但实质内容都与“合作”有关，因此“合作”是经济法的基本经济根源。以此为研究进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性质及其边界这一困扰民商法和经济学界的所谓“调整对象”的问题，则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答案。作者认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以平等人之间的同意(合作博弈)为基础的，区别仅在于民商法在市场主体之间小范围的两人谈判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而经济法则在主体之间的两人以上谈判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就位于市场主体两个私人交易或两人以上的公众交易之间，由于两人以上涉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经济法所反映的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公法利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