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诉中国移动的案件中，张进德博士不仅帮我审查民事起诉状和起诉证据，而且还在夫人感冒无人陪伴的情况下，亲自陪我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该院立案庭相关工作人员态度蛮横、不讲情理、不事法理之时，他敢于站出来依法据理力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我的合法权益。除了依法无偿尽职完成代理义务之外，考虑到我人傻人穷，还专门请我聚餐安慰，商量后续处理方案。如此愿意“倒贴”代理的人，我怎能舍得发狠心去起诉呢？更为要害的是，无论是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还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它们的不受理不裁定之行为，原因并非在于诉讼代理人张进德，而是在于当前司法制度过于强调“司法为民”，对“和谐社会”也过于腻爱。于是，面临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机关或公权力的诉讼，人民法院总是像对待进京上访那样，想方设法地“截诉”、“劝退”。而我，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面前，就是一个“进京上访人”。此情此景，法院就是不立案，又关我的诉讼法代理人何干呢？

　　其实，即便我的诉讼代理人真的没有恪守代理义务，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以进德之为人，相信他会自觉、主动、妥善弥补我的损失。我也可以放弃我的权利，免除他的义务。总之不至于高调去法院告他，生怕别人不知我俩那点事儿。但我为何一直寻思着起诉他？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个：纯粹是想试探调研一下，我的诉讼命运究竟会怎样。试想：三年前因合同纠纷起诉国家机关，法院不受理；三年后因消费纠纷起诉公司企业，法院也不受理。我的诉讼之命缘何这么差？既然我状告机关、起诉企业，最终换来的是“不受理”的命，那么，我要是想和纯粹的个人打官司，法院会不会受理呢？

　　可是，我绞尽脑汁又实在想不出个由头。笔落至此，突然想起一件没过多久的伤心事。今年冬天来得早，寒气逼人，岳母心疼女婿，知道我这么大了从没穿过羽绒服，就帮我买了一件并提前邮寄到上海，但我一直没舍得穿。那天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心想草民进法院总得注重一下形象，就把新衣服穿去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诉权是否受到尊重，根本不是靠穿件新衣就能够换来的。我又一次犯了一贯的幼稚病。从法院出来，心情很郁闷，和进德在附近一家小店点了一份新疆大盘鸡，互相倾诉，彼此安慰。说着说着累了，我趴桌子上小睡一会。醒来以后，有人朝我发笑。问进德，他也埋头不说。再问终于说了实话。原来，他趁我熟睡时，用吃剩的鸡肋蘸了辣浆，在我崭新的羽绒服上乱涂了四个大字——“司法为民”。为，只为发泄一肚子的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