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使他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对比中体会到党的政策所显示的现代执政理念。1959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中将宋希濂说：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六年将300多名准备赴死的囚犯放回家，让他们料理后事，结果全部按期归还，遂赦免了他们。唐太宗确实了不起。可唐太宗的做法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待战犯的做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唐太宗纵囚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我们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却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要比唐太宗的做法更具有积极性，进步得多。参见《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20页。溥仪在给侄子的信中说：“蒙到特赦，完全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真是任何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事情。这只有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页。

　　(二)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看法和态度。新中国特赦政策的实施，使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坚信，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团结的各方面代表都联系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著名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张难先看望获赦人员时说：“我张难先活到近80岁了，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之后，才有了我晚年的真正出路。共产党人待你们亲如家人的照顾，采取的思想改造方法与生活设施，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们同我一样，算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我祝福你们从此踏上大道，这是一条新中国人民共同要走的光明大道。”《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160页。1959年特赦令公布后，一位战犯的妻子写信说：“我们都很好的，孩子也工作了，就是希望你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获释，当初我还怨你没带我们去台湾，现在我们为没去台湾庆幸，我们等你出来。”《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湖北一个刑事罪犯获赦后，回家第二天就下地劳动，后来还试制成一种小麦条播器，提高了劳动效率。周围群众感慨说：“同样是两只手，没有改造前，给人民造下多大灾难；经过了改造，为人民做下了有益的事。”《人民日报》1960年4月10日。

　　(三)海外的舆论和评价。新中国实行的特赦政策，受到海外媒体和西方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等都进行过报道和评论。在香港，大陆特赦首批战犯的消息公布后，刊登内容最详的《大公报》、《文汇报》一时呈现抢购的局面。

　　第一次特赦时，很多西方观察家对一次特赦1.2万余名罪犯“感到惊奇”，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同时也“可能是配合对台湾进行的新的和平攻势”。《参考消息》1959年12月11日。 共同社评论说，中共领导人实施特赦“是中国庆祝建国十周年的一个做法”，但“它是一个一箭多雕的手法”，其用意在于“对外界展示中国十年间建设发展的实际成就”。《参考消息》1959年12月8日。 1975年3月26日，曼谷《新中原报》就第七次特赦发表题为《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社论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