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镜头拉得稍远一些。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每家每户的生产积极性，摆脱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结构之下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的弊害，被视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革命第一枪”。不过，这一制度也让农民局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家庭合作的成本提高，农村公共福祉的供给日显不足。

　　家庭经济和频繁快速的劳动力输出，相互勾连，使得原本习惯于集体生活、守望相助的村民，逐渐地趋于原子化、陌生化、疏离化、孤独化。脱离集体的村民，获得了行动自由的广阔空间，但也失去了对人的依赖。结果，村里人就像城里人一样，需要找到在恶劣竞争环境之下，让其独自坚强地生存下去的拐杖，那就是对物质、对金钱的依赖。“有钱就有一切”的价值观，更是在消费主义广告的推波助澜之下，侵噬了节俭价值观。

　　与此同时，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了工商业经济、旅游经济觊觎、褫夺的对象。在GDP政绩的刺激之下，基层政府又为这样的褫夺大开方便之门。转而依赖物质、金钱的原子化村民，既无奈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共谋，也受限于狭隘的眼前利益，不单是听任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有的甚至亲自加入其中。而资源遭破坏、遭掠夺的环境恶化后遗症，即使不是无人关心，也是少有人挂怀的。

　　再将镜头拉得更远一些。西方的坚船利炮，把现代化的种子，撒向了被视为蒙昧、落后的小农经济所支撑的中国；这个种子在看似不利的土壤之中，强势地、不可逆转地生长。西方式的现代化，一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官僚制，打破宗教或宗族的控制力，实现国家对底层的控制；二是建构原子化的个体，摆脱传统家庭、作坊、行会等势力的约束，以表面上自由缔约的能力，卷入工业大军的行列，为工业化提供支撑。仔细回味，当今“故乡”的沦陷，不也与这样的现代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如何拯救？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之下，即便可以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弊害进行诟病，我们也不可能冀望于回归小农经济，来实现拯救。

　　对此，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具体化为如下五项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每项皆由四个字简约组成的目标，又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此不予一一复述。显然，新农村战略有着明确针对和指向，对于此处所论拯救沦陷的“故乡”而言，其意义也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