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三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中，法律结果更加不同。按照依债权人的指令而履行说乃至更为普通的束己合同说，第三人受领并保有债务人所为给付的根据，在于第三人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倚重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如此，在该第三人和债权人之间没有此类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例如，债权人和债务人出于捐赠的考虑，也未征得该第三人的同意，约定由债务人向该第三人交付一栋楼房或者支付一笔钱款，该第三人就没有受领并保有该楼房或者钱款的法律依据，对于该楼房的占有构成无权占有。在债务人反悔，请求该第三人返还该楼房或者钱款时，该第三人有义务返还，无权抗辩。该债务人至多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与此相反，如果将
《合同法》第
64条规定的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该条就含有这样的意思，该第三人受领并保有的根据在于该合同，而非其他权源。如此，该第三人对债务人享有给付受领权，并且在受领了债务人所为的给付时，还对该给付具有保持力。这样，该第三人对于给付物的占有为有权占有，甚至于已经取得了给付物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无权自该第三人处索回其给付。
第四，承认我国《
合同法》第
64条规定的属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对第三人有利还表现在，我国《
合同法》未明文赋予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在当事人双方于合同中为第三人约定了直接请求权的情况下，并不妨碍该第三人享有该直接请求权。其道理在于，法律设置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目的，重在承认此类合同的有效性，以及第三人对债务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使该第三人从合同中获得利益。既然关注点在于第三人获益，或者说法律承认第三人获益为正当，那么，连第三人的获益不是凭借直接请求权的情形
《合同法》第
64条都予以承认，举轻以明重，该第三人基于直接请求权而自债务人处获益，更便利和更有保障地获益，就达到了法律设置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目的，
《合同法》不更应予以认可吗？这就是说，在当事人双方于合同中为第三人约定了直接请求权的情况下，
《合同法》第
64条的规定，与法国、德国等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模式所产生的后果相同。
反之，假若否认
《合同法》第
64条规定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出现当事人双方于合同中为第三人约定了直接请求权的合同场合，就不能运用举轻以明重的解释方法，直接基于
《合同法》第
64条的规定来承认此类合同的有效性、种类和具体效力，只好求助于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如自愿原则等，来处理合同案件。鉴于大陆法系轻易不允许以基本原则作为裁判依据的理念和传统，求助于自愿原则等处理案件增加了难度和不确定性，不见得每位裁判官都愿意直接依据自愿原则等裁判案件，于是，第三人的请求有时可能得不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