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本大体与现代各国的
宪法相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在《临时约法》制定以前，坚持三权分立原则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例如，1912年1月31日临时参议院列入 “政府交议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当天上午“讨究结果：公议由秘书长起草，咨复政府，并将原案退回。”第二天发出的咨文写道：“
宪法发案权应归国会独有。而国会未召集以前，本院为惟一立法机关。故临时组织法应由本院编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逾越权限。”坚决将这个越权的法案退回去了。但是，当时和后来的学者指出 《临时约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给后来的政治生活留下祸根。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它没有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建构切实的保障。
这些文件列举了公民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包括“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居住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等。这些规定表明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力图带领中国攀上人类文明已有的高度。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大漏洞：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
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
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尽管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
宪法草案和
宪法都接纳了这个批评意见，规定要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但都没有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章士钊还指出，《临时约法》的有些规定为行政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
此外，这些文件无一例外都附上一条尾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历史已经证明，它为专制统治者制定恶法肆意“依法”剥夺公民的自由大开方便之门。20世纪中国社会精英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18世纪美国建国领袖们的思想高度。在1791年12月15日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正是依仗努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平台，美国不断揭露和克服自身的弱点，演变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