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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为，在“道”性世界中，个体我是偶然的存在，是“道”之现象性存在，还要与“道”合一的才能成就其完整的人，也就是“天人同道”，灵与肉合一的真我，也就是万物有灵，都具有“道心”。因为我是绝对偶然的，无知何以来世，所以我要对我的今生之存在负完全的责任，他人不应也不可能对我负任何自我的责任。正是有责任的自我，才是有“道德”的人的自由化存在。这恰是“法之道”的最深刻的渊源火种。法不是因秩序、不是因公正、不是因效率而产生的，而是因“人道”，因我的责任是由有“道性”决定的。而负责的人，就是守法者，其形式就需要法制保障，需要民主检验，需要基本人权之保证，以体现人性之公德而达“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求法治就是求人之“大道”，修“道、德”就是行“法治”，二者本质同一，“道、法”名异而实同。
一、关于《道德经
1、关于“无为而无不为”：一般来说，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对于执法者（广义）而言，能“无为”，则权力者可谓做到有效的自我限制了，即可说得法治之要旨。但中国历史上却没有产生过真正的西方式的法治政府，行专制人治政治两千多年，至今不散其魂。此非古代学术本身之过，而是无自由私学而致学术无重大发展之故。事实上，除了法家，其他思想都蕴含法治思想的萌芽，如儒家民本思想，墨家民权思想，道家张扬个性自由、限制公共权力的思想。唯法家之法律乃专制政治的工具而已，徒有法治虚名而不得其要旨，去现代法治精神最远，最多也不过是是君主统治的所为律令而加有法律的名称罢了，与法治名不符实，实乃集权政治统治的暴力工具，民众自由的枷锁，所以，它也很快退出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舞台。儒家文明制度成为中国人治化法制社会的主角（自然经济社会），道家思想的精髓支持着儒家学说和中国的制度文明。唯有墨家功利化、平民化思想丧失其历史依据（商业社会或工商经济社会）也很早就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2】。然而，类似墨家的思想在西方以另样形式而大发展，建立了现代的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主导的民主法制社会。
2、关于“返璞归真”。1）“结绳记事”。它表述的是社会的源始状态，可以还原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2）“小国寡民”。它表达的是民族独立主权国家或者自给自足之自然经济社会的本质。这是在道说着人类社会的源初政治、经济基本单元组织形式。显然，它表达的是一种最真实的、最基本的国际社会关系。3）“老死不相往来”。它的前提是“小国寡民”，即民族主权的人口均衡之小国家，类似现在的欧盟模式社会，限定于政治上不侵略，经济上无霸权，平等相待而已。它不是说通常意义上的毫不交往，而只是追求一种正常的、最自然的社会、国家关系而已。总之，《道德经》的言说并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真理，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思维境界、方法，需要严格遵守其条件和法则才能“知道”。现代世界的功利性的科学思想本质是与要求公平正义之“人道”相悖，国际上源于世界战争和经济霸权，国内源于政治高压、经济不公和社会正义缺失。总之,反抗侵略、反抗压迫是图强争霸或犯罪造反的内在深层原因。以此观之，现代文明恰是野蛮的外衣，远离文明本质，是人不人、国不国的乱世而已。
3、关于“道也，反之动”。这是说的所谓逆反的精神，是虚时间观，也可以称之为是“道”之“心”。即，“道”虚、时间可逆化。“道”不是现成、既定的存在，而是存在的待定本质，必须由“我”的直观才能达到的状态，它是生成的、动态的，不是僵化的、不变的、绝对的、孤立的本体或规律，不是等待发现的必然，而是“我”不存“道”亦不存，“我心”（“我”之自由）即“道”的共融、共在态。
4、公德、民主、法制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三维（德），人权为社会存在的一维之权利（道），四者综合可称之为“道、德”。这是一种广义人权，是社会性权利，由此可以发展出广义法治论。其中的“道、德”是法治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基础。
5、“道”是天人不分的人的源始态，无时间态，时间的超越态，或绝对空间化。《道德经》之不弃恶者，无弃万物与人人，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无杀人权力（利），也说明了犯罪的相对性，是最彻底的、最博大的仁爱思想。还因为它张扬个性、限制公共权力而为集权专制政治所不容，故在中国历史上不为显学。从此，矫饰文明的礼仪伦理取代求真大美之法，使儒家独尊为中国国制，道学幽显为私术，然其理必在，不可失之。例如，人类社会制度：大同世界君主立宪，虚君（道）实制（德），需要国际公共权力组织（似君），主权国家（似德）。甚至可以无君，【3】却不可以无制，而是实现权力限制和分权而已。它的思想打破了君主绝对化制度，但绝不是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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