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如果
物权法的起草者们真的不希望给予“充分补偿”，那么，我们是否准备在征收补偿标准上再次实施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呢？如前所述，在缺少国内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已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在事实上承诺外国政府，在对外国投资实施征收使将给予充分补偿；如今，如果
物权法拒绝“充分补偿”标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方面，外国人的待遇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即使
物权法的规定与我们对外签署的协定的规定不一致，我国政府也不能以此为由而不履行其条约义务；[１７]另一方面，我国的单位和个人的财产在被征收时，却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这也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惯例的。
最后，从立法技术上看，目前的
物权法（草案）的表述也是值得商榷的。通常的立法表述是：先确立一般规则，再允许特别法律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则的适用。而现草案的规定则是颠倒的：没有特别规定时，适用一般原则。这种表述的不同有什么实质意义吗？有的。前一种表述在期待一般规则的适用，在限制特别规则的空间；而后一种表述则在强调特别规则的适用，在鼓励特别规则的创设。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
物权法在征收补偿标准方面应该内外一致，而且一致到“充分补偿”的标准上。可考虑将
物权法（草案）中的规定改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征收应按照被征收的不动产或动产的公平市场价值给予补偿；法律另有规定的，按规定给予补偿。”
对这一表述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鉴于征收与征用在财产的处置及补偿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因此在
物权法中应该对征收与征用分别规定；第二，鉴于“国家”二字经常被滥用，所以建议将“草案”中“国家规定”改为“法律另有规定”；第三，由于一般的补偿标准是按“公平市场价值”给予补偿，所以，对如何确定“公平市场价值”还需要在物权法中，或者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做出程序性规定；第四，以“充分补偿”作为一般补偿标准，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适用其他的补偿标准。[１８]如果对于土地等特殊财产的征用难以适用“充分补偿”标准，可以通过制订特别法律的方式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