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修西方法哲学课的同时也恰是准备报考研究生的时日，我于是在一次课后向沈老师小心表示了有意投师的愿望，未曾想到沈老师听罢竟报我以一种相当怀疑的目光，说他从不鼓励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对我当然也不例外，沈老师还反问我说，听说你在本年级中是学业不错的学生，为什么不选择国际法或经济法这样实惠的热门专业？年轻人切忌心血来潮，何不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慎重考虑？这番表态令我既觉意外又感挫折，是我与法律系众多师长的接触经验中从未有过的特例。而本科期间我学得最有兴趣的两门课就是民法和西方法哲学，民法当年又无招生计划，我便只好硬着头皮逆颜而上了。寒假中我与石泰峰同学冒雪逐一拜访法理教研室的各位老师，面对着我们此番程门立雪的拳拳之心，沈老师却仍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态度。当时心想，即使得以忝列门墙，这从师就教的日子恐怕也好过不到哪里去。有此最初经历，所以当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时，每逢听到年轻的学弟们纷说沈老师极难接近而我当初却有幸得免冷遇，我就要一边解释事实并非如此，一边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体会，所谓亲师重道的要诀除了硬起头皮以外别无他法。
　　为时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就是在这种顾虑这下开始的。当时沈老师是与张宏生老师名义上合带研究生，但实际上二人有所分工，张老师负责81级、沈老师负责82级，因此我与石泰峰和姬敬武便成为沈老师独自带的第一届研究生了。对我们来说，沈老师的外表依旧严峻得不可亲近，但的确不难感受到他内心中对学生的那种极端认真负责，当然这并不表明他当时对我们个人有何好感，而是沈老师一以贯之的职业态度。坦率地说，至少在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里沈老师仍然对我们抱有某种堪称冷峻的怀疑和考察态度，他显然怀疑我们自称的法理学兴趣是否真诚和强烈得足以耐得将冷板凳坐久，同时也在暗中考察我们各自的理论资质和学术准备是否足以不浪费他的栽培苦心。面对这样的导师，我们每次上课都不免诚惶诚恐。然而也正是由于“文革”经验的缘故，我们毕竟都已具有一定的人生历练和独立见解，自我意识不但不会在导师的威严面前被彻底压倒，反而时时难免出现不同个性与思想的摩擦甚至撞击。因此随着接触的增多，师生关系也逐渐得到磨合，借用社会学的说法这便是“互动”了。大概也是因为我较另两位同学略为年长些，所以我可能较早感觉到我与导师之间关系的明显变化，尽管就个人的风格气质而言，我与他的师生反差或许是最大的。
　　我记得这种变化的契机是自第一学期的期末论文。我当时有两篇论文引起了沈老师的注意，一篇是由他指导的经典课论文，我的选题是马克思早期的法哲学与异化理论的关系；另一篇是张国华老师指导的思想史课论文，我的选题是民初思想家朱执信的三民主义法律观。尽管我把整个寒假都赋予了学校图书馆，开学时也只完成了两篇论文的初稿，每篇却都将近3万字，大大超过老师们的要求。沈老师虽不赞同我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格外重视，也不认为青年马克思不成熟的异化理论值得我如此费力钻研，但他还是被年轻人对待学术问题肯于追根究底的求索精神和不计价代的非功利态度所打动了。他从张老师那里听到对我的论文的褒奖后，也特意索来读过，我想这绝非好奇之故，而是有意对我的学术素质作一判估。事后导师很郑重地专门找我作了一次薪火之谈，他肯定我愿意下功夫钻研学问，同时又诚恳地告诫我，正因为生有涯而知无涯，所以作为学者在选择论题和分配时间方面不能没有必要的计划性的功利性。沈老师还以我本科毕业论文探讨伊斯兰法为例，指出一个人兴趣广泛求知欲强虽然好，但也要知所节制，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学术资源要讲求有效配置。若干年后我在美国读到数理学家王浩先生《探索永恒：哥德尔和爱因斯坦》一文，作者总结说哥德尔没有能像爱因斯坦那样好好计划他的一生，而后者则对什么是可行的这一点看得更清楚。我读后沉吟良久，知此生已不可再造，复又想起导师当日之语重心长。
　　当然，我所引起导师重视的不止于此。比较起来，沈老师不习惯也不喜欢的是我过强的形而上思辨气质。在他的指导经验中，像我这样的学生想必不会后无来者，但确有可能是前无类例。这与极具分析气质的沈老师显然很不相合，也曾经让他颇觉苦恼，不止一次地说我“脑子里思辨哲学太多”。此一特点的短长在我后来为比较法和西方法哲学这两门课写的学期论文中有鲜明对照：前者关于法系一文虽在《法学杂志》上发表，但我自觉不好，导师却相对满意；后者则评论西方二战后昙花一现的存在主义法学，发表于北大校刊后虽然受到教研室重视，沈老师却无奈地问我何以总选此类论题。尽管我与导师之间的哲学对话不太相投，然而双方还是自觉达成了某种平衡。一方面，沈老师尊重并试图积极利用我的这一学术趣味和思维特点，例如他向我建议硕士论文选题做罗尔斯的《正义论》，可惜我后来不幸陷于研究生会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因时间紧迫只好在最后关头改换了选题。这是最令我日后抱憾之事，作为现代新康德主义的理论重镇，罗尔斯于我显然是本应在研究生阶段好好打磨的一块最重要的思想砺石，真是知我者导师而误我者不知谁也？另一方面，在导师的影响下我也对分析实证方法很用了一番功夫，以致在后来接任西方法哲学课时，我始终坚持把分析法学作为讲课的重点。记得大约是在研究生第一学年结束前后，沈老师特意问起我对毕业去向有无考虑，是否愿意留教研室任教？我回答说那自然是我所愿。我想这次意向探询标志着导师对我的考察告一段落了，同时也自勉面对此一信任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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