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谈谈足球与战争----足球运动具有消弥战争危险的功能与作用。一方面，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看，足球是社会发展的调剂品、润滑剂。人类本质上是一种高级动物，因其动物性，所以有暴力情结、有野蛮情绪；因其高级，所以懂得文明和克制。足球是一项感性和激情的运动，足球场上崇尚激情与力量的对抗，使人类内心挥之不去的暴力情结得以发泄，但采取的方式却较为文明。足球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与矛盾消解机制。在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中不是没有冲动情绪和矛盾冲突，但冲动情绪和矛盾冲突却能得到及时合理的释放。现代社会，竞争无处不在，人人时时面对紧张的竞争压力，漫漫人生之路，如何既充满激情而又理性地对待呢？在和平是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非理性的情绪寄情于象足球这样“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去。赛场上足球运动员冲撞和对抗得越激烈，现场和屏幕前观众的情绪越高涨，我们可以喝酒、大叫，尽情地发泄。虽然这次世界杯没有中国队，但我们依然可以呐喊、狂热和痴迷，一夜狂欢、一阵宣泄后，恩怨情仇瞬间成过眼云烟，第二天继续我们的压力人生，这个社会继续和谐地运转着。
　　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高度来看，足球是谴责有悖于人类文明的战争的前沿阵地。在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历史上，因为国家政治的原因曾使足球运动受到巨大的伤害，[7]但同时，作为一种公众参与程度极高的运动项目，足球运动成为谴责有悖于人类文明的战争的前沿阵地。随便就有很多的例子，二战前的1938年法国第三届世界杯是个典型。在此之前一届打进半决赛的奥地利由于在当年3月被德国占领，并入“大德意志”版图而失去主权资格，自然无法参赛。希特勒指望依靠德国足球队在赛场上的胜利来提高纳粹德国的国际声望，硬性指定8名奥地利球员加入德国队。上届世界杯的最佳运动员、有“足球场上的莫扎特”之称的奥地利人马蒂亚斯•辛德拉尔因坚决不与法西斯合作，与他的犹太妻子一起被德国法西斯惨杀，其他被称为“维也纳花边”的几名奥地利球员切肤于亡国之痛，在比赛中消极抵抗，促成德国队的失败。
　　尤其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足球运动有着一种消弥世界战争危险的作用。社会生物学创始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尔逊教授指出:“人类同其它动物一样具有相同的攻击本能，这种内驱力必须通过竟争性体育运动或其它方式才能得到某种释放”。而康纳德•洛伦茨在其《论攻击性》一书中使用了动物行为研究的新资料,也认为,人类同其它动物一样具有相同的攻击本能,这种本能使得攻击性冲动必须得到发泄,于是就有了各种战争、威胁和其它攻击性行为。人们热衷于各种竞争性的体育活动,如拳击、斗剑、摔跤乃至看足球,也都是使攻击性本能得以发泄。体育运动特别是参与人数和爱好人数最多、整体技战术要求最高的足球运动释放的就是人类先天的攻击性。国际足球赛事，一方面促进不同国家、种族间人与人的认识，促进人们为共同的利益奋斗和团结，另一方面为人类和国家的战斗热情提供了发泄的途径。球员背负着责任、并在种种规范的控制下发泄自己的攻击性和侵略行为。足球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人们发泄了狂热，但不因此而增加仇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马岛事件后在国际大赛中屡次上演的英格兰与阿根廷经典之战，看到了二战中仅用半天时间就将荷兰踏平的德国在与荷兰的比赛中的谨小慎微，看到了2002年世界杯1/4决赛世界对阵欧洲、2004年亚洲杯半决赛东亚对阵西亚的局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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