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直隶的差役征派就是由于卜司的摊派没有根据，故对属下在下达的摊款外的多取失去了管束，下属借此得以横贪。嘉庆二}1五年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蒋云宽指出，“直隶差次费用，名目不一。有难以报销而必须使用者，名曰外销差费。如每遇皇差，一切桥道工程车马支应等项，虽有经费，不敷支销，往往责令民间供应。此项经费，由司道派之州县，州县派之民里。相沿非一日，而历任总督皆未经据实陈奏。司道因派差未经奏明，遂畏州县之挟制。凡派银两，不敢印札明取，但令差局委员潜通信息。于是州县中之贪劣者，藉此加倍派敛，而司道无如何也。州县以司道未经明派，亦畏绅士之挟制，不敢按地均派，但令书役向里民暗中调拨。于是吏青中之刁恶者，藉此任意科敛，又倍于州县所派之数，而州县亦无如何也。”就这样，在摊派数额卜，层层加码，“衙门一点朱，民间一片血”，①官员的多征滥派行为给民众带来无限灾难。 清朝官员队伍内部自始至终便存在着贪污滥征的吏治败坏行为。诚如学者所言，这是由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体制决定的。首先，绝对君权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等级权力，使下级官吏的升降荣辱，完全决定于卜司民官，而不取决于个人的政绩优劣。为取得卜司的欢心，他们“i.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卜官”。④而卜级官吏也需要左右之间的奥援，结成利害与共的小集团，即所谓朋比，以便“贪图货赂，营谋私利”。朋党是封建官僚政治的赘瘤，它以门生、故吏、同年、同乡、同班为基础，是封建官僚彼此排挤倾轧献媚邀宠，肆行贪污纳贿的渊数。其次，从绝对君权出发，封建皇帝需要忠于一姓王朝的官吏，所以强调“人治”。从“有治人，无治法”的原则出发，官吏的任免升降就
　
　 必然以皇帝和卜司的好恶为标准。某一官吏一旦邀宠，便敢于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由此也形成任人惟亲的用人标准。在这种背景下，“卜司弗问吏治，喜怒一任乎私心。因而荐举不公，官评淆乱。”④所以，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清朝吏治败坏的根本原因。①
　
　 那么清朝官员素质是否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别呢了事实卜，在官员素质、赋税征收及中央政权的管理能力卜确实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别，乾隆中后期以至嘉道年间，各个方面都由盛转衰，走下坡路。
　
　 在官员的素质方面，清初的制度法规建设均显粗略。如顺治七年以前，管理全国财政的中央机关户部钱粮均未奏销，而户部主管官员竟然不知有奏销程序。尚书谢启光称，“自元年以后五年七月以前为侍郎时，不知前朝有奏销例，衙门中又无人向我说，故此未行。”①可见制度建设在初创时粗略之至。但从当时全国官员总的情况来看均能效忠朝廷，实现行政正常运转，官员也有很强的责任感。顺治年间一些县令因完不成有关任务，便畏惧自杀。①而这种对待职责的态度到乾隆中期以后人人改变。洪亮古论及官员风气变化时说，“然则为守令者，别有异术乎了亦惟视守令居心而己。往吾未成童侍人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之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1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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