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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头发曾是一个严重的话题。我们的祖先把头发看得很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分毫。然而中国人的头发也跟中国人一样多灾多难。第一场灾难发生于十一世纪，当时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政府下“剃发令”，是政治力量第一次的干预发型：要求身为高官的汉人头顶边缘剃光，只留下一小撮，然后梳成辫子，悬到背后。而小官小民，想剃也不能剃，因此这次剃发运动在历史上几被淡忘。
第二次灾难发生于十七世纪，也是女真人组成的政权，卷土重来，再下一次“剃发令”，这次是全民族剃发运动，汉民族的反抗惊天动地，女真族的镇压残酷血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声中，不屈者纷纷死于屠刀之下，血流成河，伏尸千里，终使男人的长辨子成了大清王朝的象征。
到了十九世纪，汉人对满人（女真人）的官定发式，再起反抗。太平天国辖下的臣民，一律恢复大汉衣冠。可惜这场护发运动，随着天国的覆灭而归于惨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国父革命成功，才把清政府和辫子，同时连根拔起，扔到博物馆里。（参见：柏杨．《头发的故事》）。然而一些遗老如辜鸿铭等，依然拖着长辫安度晚年。
头发的劫难自十一世纪延续至今已历千年，纤弱的青丝，负载了它本不该承受的负重，到了二十一世纪该当偃旗息鼓悄然退场了吧？可惜辽宁师范大学偏偏要让我们再一次加深对头发的记忆，并接过鲁迅和柏杨两位大师的接力棒继续探讨这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且看这位杜辅导员的观点：留长发有悖大众习惯，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第一，“大众习惯”是不是必须要遵守？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法律和学理上的依据。相反，保障个性和自由才是法律的宗旨。民国年间留着满清时代的辫子也与大众习惯不符吧？可是辜鸿铭老先生依然留着辫子掌北大教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宽容是现代文明的一条核心原则。诚如密尔所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待。”但是，“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密尔．《论自由》）。杜辅导员祭起“大众习惯”的大旗，正是以“社会的暴政”阉割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理性的命根。
第二，说“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无疑是把教育塑造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刻意注重外表，苛求传统规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忽视了对学生内涵和深度的培养与教育。长发、短发只是审美情趣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把自己理解的“美”说成是“文明”，是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与国际社会的霸权主义行径同出一辙。本文作者少习绘画，深感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正在个性之张扬。当然个性不一定要刻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个性是“因”而非“果”。然而是因是果，外人常难判断，当事者本人也未必清楚。对于学校而言，是因是果都应予以尊重而不是扼杀，如果连这点起码的人文关怀都没有，何谈培养跨世纪人才！这样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只能培养蠢才和奴才。北京大学容纳了辜鸿铭的发式以“兼容并包”而享誉；辽宁师范大学却是以留长发则停学而扬名。此二种境界高低立判，究竟是学生的长发令学校蒙羞，抑或学校的胸襟狭隘、观念陈腐和独裁专制使其恶名远扬，也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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