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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正义、衡平、社会效果这些价值也为法律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所以法官在因正义而背离公认的前例时，也应注意在这种正义的结果和法律稳定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法律稳定性本身也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xiii]]
总之，“法律基本上是关于各种价值的讨论，所有其他都是技术问题”。[[xiv]]这种新的法律思想促使人们注意法学家的技术，即法律逻辑，学习他们“怎样提出各种价值的根据，怎样实现平衡，怎样达到各种价值的综合”。[[xv]]
以上是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七十年代西方法律哲学动向的一个侧面，特别是以语言、符号为特征的现代哲学思潮如何渗入法学。
如上所述，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尽管是从修辞、逻辑角度出发，在批判传统的修辞学和形式逻辑的形式下提出的，但它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也即主张不同价值判断的并存，要求人们对它们进行选择，并加以平衡和综合等等。因此。从政治上讲，这种观点实质上是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并在批判一元论的名义下，攻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同时，这种多元论也意味着西方思想家所宣扬的“阶级调和”的学说。所以佩雷尔曼认为法律推理主要是实现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平衡”和“综合”，认为法官的作用在于建立“法律和平”。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和富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必然存在根本对立的“价值判断”，对这些价值判断怎样能实现“平衡”和“综合”呢？又如何能建立“法律和平”呢？
佩雷尔曼的这种观点是同新修辞学的思想渊源密切联系着的。他认为他的新哲学吸取了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因素，并对分析哲学具有影响。[[xvi]]实用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或真理的标准就是兑现价值和效用；存在主义哲学以个人存在作为中心；分析哲学一般指英美学院派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从佩雷尔曼强调他的新修辞学和传统的修辞学、逻辑学的区别中，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和分析哲学的紧密联系。从他强调多元论价值判断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主义的痕迹。他主张以“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等原则作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准则，特别是他强调“平衡”、“综合”不同价值判断，建立“法律和平”等，更明显地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法学思想。所以美国有的法学家声称，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和美国的以霍姆斯、庞德和卡窦佐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社会学法学家的思想，有一个“共同出发点”，[[xvii]]这就是卡窦佐（B·Cardozo，1870——1938）所讲过的一段话：“不可调和的调和，矛盾的结合，对立的综合——这些就是法律的问题。”[[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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