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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用意很明显，一是在法院和地方政府之间打一根楔子，用恋爱的术语说就是在他们中间安插一个“第三者”或者“电灯泡”，增加行政操纵的成本，并委婉的表示断交。二是把司法过程进一步向民众开放，把裁判权的合法性向人民主权原则倾斜。被挑选的人们表面上是陪审，其实只是一个观察员。
因为这个立法对陪审员参与审理作了重大限制，譬如法国要求审理中有9名陪审员和3名法官。德国的一般要求是3名陪审员和2名法官。这意味着法官们至少要争取一个陪审员的同意才能作出判决。但我们的比例是陪审员不低于“三分之一”。理论上只有当法官之间出现分歧时，陪审员的意见才有价值。如果考虑审判委员会的因素，那么职业的法官系统对陪审员几乎拥有完全的免疫力。等于怕老婆的上海人的口头禅，“意见一致的时候听我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听她的”。因此陪审员的主要价值在于知情权，请他们参观那些让人们失去信任的庭审场面背后的审理过程，使司法的清白得到一个澄清、改造、监督、现场直播以及事先张扬、事后传播的机会。
同时也借助他们，让民众置身其间，分担司法的无能和羞耻。这是一个有可能彻底重塑司法权威、重建司法信用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对远期的司法独立目标具有伤害性的机会。
裁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化的权力。是共和主义与民主精神的临界点。英美的陪审团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结合，它用随机挑选的普通民众来判断事实。而把对法律问题的裁判留给法官。前者与其说体现了民主原则，不如说体现了司法在理性上的谦逊。因为除了全知全能者，事实是不可知的。让民众的代表用投票来认定事实，使裁判权立足在一个无可辩驳的合法性根据上——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优越的合法性。而基于法律的评判，司法权保持它的高傲，只把这种权力留给法治传统下凭借知识而藐视数量的现代“祭司”。
这个分别也正是柯克法官拒绝詹姆斯一世审理案件时所宣称的理由。他区别了普通理性和司法技艺，说陛下你天纵之才，具有高于常人的普通理性，所以可以挑选法官。但你却缺乏专门的法律训练和司法技艺，因此不能自己做法官。
陪审团制度正是普通理性与司法技艺的完美结合。但我们的陪审员制度（也称参审制度）却恰恰相反。陪审员和法官一起进行混合审理。职业法官对事实进行认定，无助于缓解分辨事实给法官施加的合法性压力。譬如最近媒体曝光的杀妻冤案，给司法权仅存的声望带来摧毁性的打击。如果不把事实裁定与法律裁定分开，即便陪审员加入也不能减轻这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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