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族特色的多样性和存续形式的复杂性，欲概括出一个符合所有民族需求的关于“民族群体”的定义无疑是困难的。Erica Martin Daes博士提供了一条捷径，她概括了四个判断要素以为实践中的认定提供参考：（1）先占使用特定地区；（2）文化特性，包括语言、社会组织、宗教和精神价值、生产方式以及法律和机构等的自愿永存；（3）自我肯定，并得到其他群体的认同；（4）经历过被征服、被排斥、被驱逐或被歧视，无论这种情况是否仍然存在。[8]
　　（二）主体的权利
　　传统知识持有人和其利益代表组织在FFMS活动中表述了许多他们的知识产权需要和期望，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权利类型。首先是控制披露和使用的权利。在FFMS活动中，民族群体表述了对传统知识未经许可而披露的诸多焦虑。当传统知识泄露给民族群体之外的人时，民族群体将很难控制其他人怎样的获得传统知识。这些知识不仅能被任何人自由的使用，而且能被用于商业目的。因此，首先确认民族群体的这一权利是谈论获得其他相关权益的基础，否则其他权利无异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是商业获利的权利。非洲国家曾批评西方国家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欺诈性和虚伪性，指责其一方面诬陷发展中国家窃取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却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明和丰富资源获得他们的所谓专利从而牟取暴利。因此，基于公平必须确认对传统知识的使用不是免费的，民族群体能够借助许可和处分而获得应有的权益。
　　第三是获得公认和承认归属的权利。信息源泉没有得到承认是在FFMS活动中传统群体经常抱怨的议题。2002年在北京一中院受理的“乌苏里船歌”版权纠纷，实质上就是原告希望有关于传统歌曲的来源这项精神权利得到尊重。因此，使用者如果自己创作的新作品或者开发的新技术方案是以有关传统知识为基础的，使用者就必须指明来源；如果自己推向市场的商品或服务本身就是他人已有的传统医药、民间文学艺术等，就更必须予以说明。
　　第四是防止贬损、侵犯和歪曲使用的权利。在此方面的一个轰动案件是与美国作家Marlo Morgan在1990年出版的游记《Mutant Message Down Under》相关。这本位居美国最畅销书榜25周的游记描述了作者在澳洲西部“cannibalistic”土著部落的旅途见闻，但经过Kimberley法律中心的调查却发现作者从未来过澳洲，后来作者也承认这本书的内容不过是一场骗局。[9]因此对民族群体而言，恰当的传播传统文化、合理的使用传统标志、客观的描述传统生活与民族群体的尊严紧密相关，那些损害性使用传统知识的行为必须受到足够严厉且可操作的救济机制的禁止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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