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尤其感兴趣于被他们称作“刮骨疗伤”（healing away）的那种程序，这是一种政治治疗的方式。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治疗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兼容于纯粹宽恕这一哲学理念。我有机会倾听两方面的证词以及“法官”（委员会成员）的观点。因此，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并得以了解南非的历史。
正像你或许知道的那样，在南非，
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有11种之多。任何向“真相与谅解委员会”汇报的人都可以任选一种官方语言来作为表述的媒介。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证词最后都会被翻译成英语，一种基督教的、西方的语言。例如，有人告诉我，“原谅（forgiveness）”这个词在好几种官方语言中都找不到严格的对应词。于是，人们质疑只使用一种特定语言作为最终译本所用语言的方式。我越来越对“真相与谅解委员会”所遭遇的语言学问题感兴趣，并且为“表达悔意的语言”这样一个概念所吸引。当我用英语说“I beg your forgiveness（我请求你的原谅）”或你用英语回答“I forgive you（我原谅你）”的时候，这种表述对承载着其他文化、习不惯于用别种语言来表述的人们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罗森菲尔德：这真是太有趣了。作为一个说英语的人，我对“真相与谅解委员会”的事实陈述和裁决的理解可能会不同于、甚或迥异于其他并非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
德里达：正是如此。在南非，被期待表达谅解的受害者主要是黑人，而非国大也必须向委员会汇报。黑人大多对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对谅解不感兴趣，他们需要正义，或者至少需要讨回一种说法，知道在自己的亲人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希望继续为亲人哀悼，而不是表达谅解。当委员会开庭的时候，常规法院也在继续工作。虽然委员会宽恕了某些人的政治过失，但刑事犯罪无法得到宽恕。因此，被迫向委员会报告的人们往往会辩解：因为这是一场政治较量，他们承认自己是失败者，将会接受并遵从委员会的命令，但他们不会承认有罪。
罗森菲尔德：我们能不能这样说：“真理与谅解委员会”赋予人们这样一种能力，使他们都以封存南非的这一部分历史，尽管是基于不同的个人原因？
德里达：这的确正是“真相与谅解委员会”的目标——封存。终结一个非如此便会永远循环往复下去的复仇过程，终结哀悼并开始为未来而筹划。曼德拉和他的同道们希望南非能够生存下去。他们知道：如果南非作为一个国家要继续存在下去，如果黑人和白人要继续在这同一片领土上共存，他们就必须共享哀悼的心情，以便分担共同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