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以请求权成立或产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还是以请求权可以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从债务成立的那一时刻起，债权人就已经可以（随时）向债务人主张清偿，不论是我国的
民法通则及
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外国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由于我国民法通则采用“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误导了这种特殊情形下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好在中国的民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民法典的起草中采用请求权产生或可行使作为起算的标准，如中国民法典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建议稿》第193条第1项就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时效依以下规定开始计算：（一）时效期间自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9]尽管笔者对此表述亦持有不同意见，但毕竟比
民法通则的规定更加科学。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确定存在着错误的理解与认识。那些认为只要是债权人未曾主张过债务，或者虽然债权人曾经主张过债务但债务人并未拒绝的，此时诉讼时效并不起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王利明先生也认为：“在未定履行期限的契约中，需要债权人请求后一定时间经过，债务人才应履行义务，在继续性关系中，往往要通知解约后一定时间经过，义务人才应当履行。在这两种情况中，债权人没有请求或没有解约，或者没有经过一定的时间，都不能认为权利在客观上受有侵害”，因此诉讼时效当然不能起算。[10]至于广东省高级法院所规定的“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实际上强加了债权人必须对其异议予以明示的义务，或者是强加了债权人默示同意的义务，也值得商榷。现回到崔建远先生等人的观点中来：“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 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是否为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只要在债权人提出清偿的请求债务人表示同意清偿，或者是债务人承认其债务时，都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此乃世界各国民法学说与法律规定的通例，只不过是在中断的效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已，怎么可以认为不起算呢？至于“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的观点更是错误，因为债权人提出请求履行债务的主张与否并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如按此说，在一般的借款合同中如果未写明还款期限，在不超过
民法通则关于20年最长时效期间的前提条件下，权利人就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主张，岂不使诉讼时效制度形同虚设？如果公民都来用此作法来规避法律，例如把所有的欠款都写成或者合法的转变成借款关系，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什么存在意义？！这些作者惟一能找到的辩解理由是：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137条的规定，是以“权利受到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因此只要债权人未请求过清偿债务或者是债务人未拒绝过履行债务，则其权利都未受到侵害。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采用的这个标准并不适当。即使如此，法律能够让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时间限制的长期或永久存在吗？而且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对于债权人而言，法律规定可以随时得到清偿的债权未受到清偿，难道其权利未受到侵害？对于债务人而言，应当随时清偿的债务未能清偿，难道未侵害债权人的权利？因此，对崔建远先生的“依据次给付义务形成之时，或者说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诉讼时效的期间才开始起算的规则”的观点虽然在合同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具有可以适用的情形，但适用的原因或理由与其观点并不相同，而且他在此文中所针对6种不同情形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的具体确定所论述的结论或理由并不完全正确。 因其并不难于理解，所以本文在不再一一详加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