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期
现行
刑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只有五年，和贪污受贿罪可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规定相比，显然太轻，这对于反腐败是极端不利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假如我受贿1000万，说明来源，承认受贿，可能判死刑，算上“坦白从宽”也可能判无期徒刑；如果我拒绝说明来源，至多判五年；显然是不说明来源大大有利，我为何要说明来源呢？所以，被查处的贪官都不愿意说明财产来源，致使许多行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太轻，往往还会诱发刑讯逼供。面对已经被查封的、来源不明的贪官们的巨额财产，有些办案人员出于对“罪大而刑轻”的不满，出于应当严惩贪官的义愤，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搞刑讯逼供，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然而，刑讯逼供本身也是一种司法腐败，往往会糟踏反腐败工作的名声，引起社会舆论对贪官的同情，对反腐败工作是极端不利的。
所以笔者建议，修改
刑法有关条款，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使之高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比如，对于100万赃款，如果以贪污受贿罪只能判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话，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可以判无期徒刑。这样一来，贪官们就不会拒绝说明赃款的来源，办案人员也无需使用不正常手段。
六、重视打击行贿行为
有资料显示，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受贿问题。而受贿与行贿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行贿分子无孔不入，诡计多端，花样百出，屡败屡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败坏社会风气最重要的腐朽力量。行贿行为的大量存在也是一些意志不够坚强的党政领导干部腐化堕落最主要、最直接的外部原因。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贿分子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否则，反腐倡廉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成效。
有一些社会舆论认为，行贿者大多是一些弱势群体，行贿大多是出于万不得已，因此对于行贿人还是不判刑为好。笔者以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是非常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请问，在行贿大军中有几个是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有几个是打工仔、打工妹？有几个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行贿者绝大多数是人精，而不是什么弱势群体。真正的弱势群体，比如，贫困地区的普通农民，即使有心行贿，也没有行贿的能力，即便万人贿一人，一人也成不了成克杰。行贿者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得非法利益，是为了升大官、发大财，或者是为了称霸一方、欺压百姓而寻找靠山。为了正当利益“万不得已”而行贿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那是极其少见的。但是，即便是为了正当利益而行贿人，和那些坚决不行贿的人相比，在道德上和人格上也是低贱的，和宁死也不行贿的孙志刚烈士相比，和身陷囹圄仍不行贿并且继续检举封疆大吏程维高的郭光允相比，任何一个所谓“为了正当利益万不得已而行贿”的人，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他们受到
刑法的制裁也是应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