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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法律失去精确定价功能，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其中，它引发的社会代价混乱，是社会崩溃的“价格原因”。由于缺乏“工具选择”的反思，愈是成文法化，社会适法层面愈是“定价混乱”和“定价自由化”。对于法律的操作者而言，在缺乏必要“唯一正确”解释的情形下，成文法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度中所谓的“法律空子”。经常情形是，一个执法者，处罚公民10万RMB，还是“教育教育”，乃一念之差。定价自由化，又称为“定价随意”。这是人治社会普遍的社会行为定价形式。如果法律实施中“定价随意”普遍化，即使存在法治化的主观努力，它也必然走入人治社会同样的“定价随意”状态，社会行为必然处于人治下的运动状态。法律规则多，而法律制度不兴，是“价格”出了问题。
如何走向法律定价的“精确制导”？在定价工具选择上，必须灵活化，以满足准确定价的要求。如果对社会行为能够抽象概括为成文法形式，法律解释又能适应规则的各种运用情形，成为法是妥当的法律形式，否则适宜用个别的定价范例形式，即判例法的形式。为何必然合理发展判例法？这不是“法学时尚”问题，而是因为法律是定价工具，判例法具有精确定价功能。“精确、精确、再精确”，是市场交易的要求。法律必须以代价精确制导的思路，来完成自身设计。那种代价混乱的法制，不适应市场交易的要求，必然会导致生活秩序的混乱。许多研析法律者朦胧意识到需要“具体”法治。合意法学从定价的角度，认为在“集合定价”可能定价不准的情形下，应采个别性定价的思路。武树臣老师指出在法律观念上，即使中国古人也没有只承认成文法而无视判例的偏见；而异域普通法的历史，是正一个积极寻找法律定价工具的历史，也是一个对可灵活验校的定价工具不断校正的历史。
走向代价精确制导的法律，是本社会迈向社会法治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在传统的权力机制中，安排和容忍一个法律代价合意化的机制，需要附生出现生产判例的司法审判组织。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代价体系，相对原始，一些社会行为的定价，如死刑的滥用，还需要紧迫改造；同时司法权威的树立，还是一种“法律理想”，代价精确的法律的构造，存在社会权力再分的过程。没有独立司法，就没有新的精确定价机制。虽然司法权威树立是一个困难的政治过程，然而建构法治的“方向问题”是重要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需要休克代价模糊的成文立法，废除“定价随意”的成文立法，精确化成文立法，打击力图获取“自由定价权”的非合意立法冲动，以积极的并非是“赶时髦”的态度，通过司法机制发育判例法。法律代价的具体确定，实际是一项专业化的复杂活动，它并不比现今使用的古代“八股文”式的结合君权思维、脱离于罗马法传统的成文立法更简单。
代价精确化，不等于代价僵化固定。私法中的违法社会行为，代价精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给予权利人追偿法律代价的自由。如法律规定违约情形下定金的处置，有精准的代价，但是双倍返还或不予退还的代价，自由意志主体应当可以自由追偿，或放弃追偿。代价精确化，也不等于法律粗俗化。代价精确需要更加精细的推理、表述更为法言法语。如李老汉诉张老汉的租赁土地树木果实的法律纠纷，需要用土地用益权的法言法语进行判例化，而不是象而今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审判案例那样，直接就是“李老汉状告张老汉”。实际上，定价不准的八股文式成文法，才是粗俗简单的东西，它简单和粗俗到一个没有进行过法律训练的人，在“半个小时”就“掌握了法律”，进而许多人不恰当地以为这样自己具有了使用法律工具定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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