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可见，在尚未实现现代法治价值转型之前，如果将孝道所代表
的个体价值的一维拿掉，而将忠（个体对国家的义务）的价值加以极
度的张扬，使国家主义威权的树立离开了对任何一种个体间价值的尊
重和推演，拔剑自刎的行为就成了对组织的要挟，和对人民的背叛。
而不可能得到“本土资源”的谅解和尊重。
如考虑到古时对行政与司法并不加区分，将石奢理解为一名司法
官员，我们看到石奢以自裁的行为从君权手中获得了初步的司法独立。
如果抗命而死是值得褒扬的，就等于承认在君权之外，有着另一重的
价值标准。在构成一个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当中，这一重的价
值标准，与君为臣纲的标准甚至同等的重要。中国古时，以包拯为首
的清官群体，他们身上的抗命不从和对律法一定程度上的坚持，便得
益于这一意识形态上的三权分立。儒家礼仪（以后渐渐礼法合一）在
古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现代法治的一种替代。在尚未实现现代法治
价值转型之前，德治首先构成的不是对于臣子、而是对于君权的限制。
它造就了让石奢抗命而死、让包拯刚正不阿、让海瑞抬棺上谏的力量。
尽管这种力量不能与现代法治的力量相提并论，但在缺乏制度支持的
时候，德治的价值体系是官员们寻求独立地位的几乎惟一的凭藉。
另一个引咎自裁的故事，则让我们在德治的价值体系外，看到司
法官员彰显独立地位的又一思路。这本书开篇第一个拔剑自刎的是晋
文公的首席大法官（理）李离。李离手下的官员错判了一个人的死刑。
李离将自己关押起来并自判死罪。文公说：“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
”下令赦免他。李离说，“我坐在首席大法官的位置上，不曾把我的
职位拿出来和下属分享过，我的薪水最高，也不曾拿出来和下属分享。
现在发生了错判，却要把责任推到下属的身上。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这个思路有些像“法院院长引咎辞职”制度。我在别处的文章批
评了这个做法。法院院长因本院发生的错判引咎辞职，是与现代司法
法官独立的价值格格不入的，并在程序上与现代司法体制背道而驰。
但在晋文公的时代（也许包括今日），司法作为一个与行政迥异的系
统在整体上的独立还远远不够。倘若引咎辞职（自裁）的举动可以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