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法律实证主义明确拒绝在法的定义中加入正义的因素，虽然它并不排斥以正义名义对适用法的批判。而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如果不给法的定义中加入正义的内容，意味着毫无正义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法，那么法和国家就和强盗没有什么分别了。前注[50]，P140，P144。
73 以权力制约权力，实行三权分立，这是从政治形式上谈“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确立法治的基础，这是从法律内容上谈“制约权力”，这种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容也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来保障，如“依法行政”等。
74 政策虽然也是为证成一定的规则服务，但它不同于原则的地方在于：1、政策所考虑的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下的特定社会，而原则可考虑的则是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这个社会需要成为法治的社会；2、政策是从“公共性”角度着眼，讨论权力干预的必要性，而原则则是从“个体自由”角度着眼，讨论权利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原则而不是政策，是和权利相联系着的。
75 参阅前注[55]。
76 诺兹克认为即使有分配正义，那也只是将一个人通过交换或占有无主物而获得的财产归属于他，因此诺兹克认为分配的正义与否就看它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赞成诺兹克关注分配是如何形成的态度，因为它将自由放到了显著的位置，但是本文又认为诺兹克的分配正义似乎只是一系列矫正正义的链索，而不是作为矫正正义的起点，所以本文说诺兹克似乎认为矫正正义就足以应付。诺兹克注重财产权的历史原则，可是没有一个财产权能够完全通过追溯历史而得到解决，必须人为设置一个起点或直接以现实的分配为起点，因此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人们某些现实的需要，进行平等分配。参阅吴玉章著：《论自由主义权利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P158-159。[美]麦金太尔著，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P308，P313。
77 [美]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P406。
78 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P183-187。
79 从这个意义上说，消极自由离不开个体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的产权，否则最后的自由仍会是空谈。参阅汪丁丁著：《在经济与哲学之间》，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P146。
80 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P4。
|
